原始文化的缩影 西藏土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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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化的缩影西藏土陶收藏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陶瓷器的国家之一，它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它是远古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生存博斗中，以劳动、智慧与经验凝合而成的闪光结晶。究其起源，与多方面因素是离不开的，即人类又一次征服自然的标志，是对土的认识，对水、火的特性掌握，对物品贮存、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需求以及对美的感性认识与再创造。这些就是促进陶器在人类生活中出现并日趋完美发展的主要因素。陶器的发明对远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及社会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随后出现的建筑、雕塑与工艺美术等文化范畴奠定了基础。考古证实，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其分布主要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北方地区等五个大区域，其中西南地区就包括西藏、四川、贵州和云南。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西藏古陶器文化也得到了较长足的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

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　　

     西藏目前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昌都的卡若遗址、小恩达和江钦遗址，拉萨的曲贡遗址，山南的昌果沟和邦嘎遗址等，其中卡若遗址是西藏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藏博物馆陶器陈列中居多的是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其次是贡嘎昌果沟等遗址出土的。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非常具规模，其器形、装饰、纹样等具有高原早期制陶工艺技术的典型特征。　　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地域、时间、文化内涵以及制作工艺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卡若遗址距今有5300-4300年的历史，出土的陶片有 2万余片，可辨认的器形有1234件。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的上限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吐蕃时期，器类有罐、钵、杯、碗、盘器座等，以罐为大宗，占可辨总陶器出土量的68％，各器皿外形生动且富于变化，主要用于盛器。　　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基本上代表了西藏史前时期末期的陶艺水平，下面将从陶器制作的工艺特征方面对这两个遗址进行简单的叙述。

纹饰　　

    卡若遗址的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常见的有回纹、单双波纹、平行条纹、菱形纹、连弧纹等。纹饰较丰富、规整不一，但不乏变化。纹饰皆在陶器的上半部分，可以推想当时人们把陶器直接放置地上，视觉角度只能看到陶器的上半部分。陶色有灰、红、黄、黑，以灰陶和红陶居多。　　曲贡遗址的陶器纹饰丰富，分别有戳点纹、斜划纹、人字纹、平行纹、折线纹、弧纹、三角纹、V型纹、圆圈纹、网纹、菱枚纹、齿状纹。纹饰制作方法有刻划、压划、剔刺、雕塑、磨花。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器表一般以泥质和夹细砂陶罐的磨光程度最高，磨光不仅在陶罐口沿，甚至罐身内壁也被磨光。其中黑陶最多，制造也最精致，由于这种陶罐在烧制时要经过渗炭处理，所以表面乌黑铮亮。

烧制　　

    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烧制时温度不高，受热不均，以致器表颜色深浅不一，出现杂色。可推想当时尚未使用陶窑，人们只是在露天火堆里烧制陶器，很多陶器尚有烟熏的痕迹，可能大多为炊具。　　曲贡遗址出土的陶罐使用高温烧制，烧制时经过渗炭处理，渗炭温度约为600℃—650℃，渗炭温度的变化使陶色也发生变化。

器型　　　

    卡若遗址的器类简单，器形的变化只与腹部最大直径的上下变化而变动，制作中较突出的特点是器表腹部最大直径处附加一圈泥条，泥条上饰压印纹。主要为罐、盆、碗三类器形，均为平底，其功能大多为盛器。　　据考古资料表明，昌都卡若遗址有些器物上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在器壁的裂缝边缘可见当时修补时所穿的孔，有的孔还打在器底边缘，可见是当时常因失重而器底脱落。从这些修补过的痕迹中足以证明，当时陶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人们对陶器的珍爱。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双体陶罐”又称“刻纹双联陶壶”，高 18.7cm，宽29.2cm，口径11cm，底径各为8cm。此罐质为夹砂黄陶，为双身联口形，圆口，口沿外翻，两腹为椭圆形，外侧各附一短钮，平底，颈部刻划双钩弧形纹，一腹部刻划双钩折线纹，另一腹刻双钩菱形纹，纹路之间空处以黑陶绘饰，故又称陶质朱墨彩绘双体罐。其造型独特、纹饰规整、蕴涵着创造者极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是史前文物中的一大亮点。　　但此罐的用途说法颇多，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单从造型上它就令后人充分遐想它所表达的内容和用意。有人认为，其形似双兽对立，且肩部的一对带孔器钮似动物的尾部。据昌都本地的民间传说：认为此罐与昌都的藏语名中第一个字母“恰”的造型完全一致，故此罐是仿字母“恰”所造。虽然这与文字起源的年代相差甚远，但也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巧合。　　与卡若文化相比，曲贡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技巧，同时也体现了史前高原先民艺术思想的发展特点。　　由于陶器自身具有的特性和优点在当时被广泛运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先民们的生活方式，更记载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状况，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历史原貌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外，由于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需要与追求的不同，标准与审美意识的不同，使陶器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成为这个时代纵向断代和横向区分地区类型的标尺。从卡若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生产工具相对比，可以看出卡若文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文化，而是与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北面甘肃、青海以及黄河流域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有相似之处，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黑格尔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西藏的陶器文化与宗教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藏族陶器中不乏宗教题材的作品，先民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各类艺术形象，强烈表现创造者对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的追求。　　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西藏古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也就是说，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　　穿梭于这些质地迥异、器形丰富、色彩纷呈的西藏古陶陈列中，冥冥中仿佛立足于远古的史前年代，使参观者们充分领略到远古藏族先辈们在简朴而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以坚强的信念、无比的智慧和顽强的斗志生存，并创造着与自然和谐相伴的文明那一凝重而绚丽的历史画面。

小知识     古陶瓷鉴定如何入手　　

    古陶瓷的鉴别，传统的方法是指通过眼，耳、手去观察，分析，以对瓷器的烧造年代、窑口、质量、品类年代做出准确的判断。　　陶瓷是火和泥的艺术，陶瓷器的要素是胎骨、器型、釉色、装饰、色彩、工艺等。各种陶瓷器分别都有它的发明创烧时期，胎土、器型的变化以及釉色、装饰、色彩、工艺的改革创新都有它的成功期和普及期。这个创烧期就是它时代的上限。一件古陶瓷器在釉色、器型 、装饰、色彩、工艺等其中一项上限年代最晚的，就是这件陶瓷断代的上限，这是一条不可违背的原则。

鉴定的依据为：

      1.胎骨  2.器型   3、釉色　4.色彩　 5.装饰    6.工艺  7.光泽   8.声音    9.款识    10.类比           11.手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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